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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结构与中国人性的失序的原因
人性结构与中国人性的失序原因

朱一强

​1、人性失序:一个无法回避的时代拷问

当代人性的心理困境表达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十字路口:极速增长的物质财富并未阻止社会化焦虑的广泛漫延,价值迷乱笼罩下的人生信仰和社会诚信之缺失,不仅仅成为灵魂难以宁静、幸福指数下降的可怕杀手,而且正在干拢以契约守信和公平正义为主导精神的市场经济之健康发育;下意识的仇富心理正在放大对财富或权力拥有者的愤怒,社会变革与社会情绪的关连度从未这么紧张-我们已经进入人性与改必赢彩票网官网革彼此敏感互动的深水区,其中,“民心”之中既有正面的促进,也不乏反向的民粹化干拢;乃至于,能否彻底完成起始于120年前的我国第二次社会转型,都与我们能否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实现公民需求,并在荡涤中国传统虚假文化的深刻危害基础上,完成现代精神价值转换休戚相关。

在社会化焦虑的背后,是缺失价值理性所导致的人性结构断层-人们在急于寻找新的精神家园时茫然失措,习惯性的回归传统便成为一种主流民间心态,甚至寄望于用造反时代的纯情和愚忠来拯救困境。

因此,寻找精神家园的前提,无疑是正确认识自己,并由此而深刻拷问当代人性的失序因果:是传统文化丟失的原因,还是封建遗毒依然在我们血液中奔流不息?是经济全球化摧生了永无止境的贪欲,还是我们并未在真正开启七情六欲的基础上培育道德理性,从而先天缺乏制约欲望的伦理责任和宗教信仰?抑或社会不公所催生的愤愤不平,必然会激化非理性虛无之下的攀比和仇恨,使社会各阶层人群都程度不同地情感浮躁和心理焦虑?

星移物换,岁月如梭。上世纪初,中化民族在挨打还要陪笑的难堪屈辱之下,开始关注国民性问题;从严复的物竟天择之保种图存,到粱启超积弱溯源后的新国民期望-前仆后继的中国数代先进知识分子,都将我们身上的传统劣根性与贫穷落后进行关联思考,并试图寻找新的文明体系拯救国人灵魂。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开始福裕;但是,以平等正义为核心的现代精神价值并没有同步进化-观念落后的痼疾依然冥顽不化,至使欲望与理性、追逐与信仰之间彼此脱节,当代人性因结构失序而陷入心理困境。

如是,今天的人性失序依然是当年国民性纠结的历史沿袭,我们至今并没有完成新国民的形象建设:当年的国民性拯救,仅仅提出了问题,却并未解决问题-没有深刻的解构,就难以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建构;这既源于学术思想的历史局限,也源于我国近代史上无数次“革命与复辟”的反复,更是人性优化的先后秩序使然:技术进步所主导的物质文明会很快适应人们的味口-因为它与先天物欲对接;而精神进化却常常步履维艰-因为它改造的是“被传统”的灵魂。

所谓国必赢彩票网民性,就是区域化的民族人性即中国人性,归属人性之下的个性范畴;因此,解构民族人性的前提,无疑在于正确认识人性的本质及其生成机制,并以此为原则对我国传统人性的设计缺陷进行分析,找出国民性问题的文化生成根源;所以,清晰深刻地了解人类的真实需求和基本权利正是拯救自我,剔除内心焦虑的必由之路,也是再造新时期的社会价值和建设平等正义的思想基础。

唯其如此,寻找精神家园才能有源可寻,以人为本才能有本可依。

综观历史,世界思想史的核心靶向,即是不断探求人性的内在功能和真实情感,并据此创造先进文化以适应人类潜能和需求的发展和实现;无论是经济形态转化,还是政治制度变迁,抑或社会伦理和精神信仰的设计,它的中心任务就在于满足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完整需求。

遗憾的是,我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和精神观念相互贯通的三位一体,也有别于西方文明的政教分离,使人们的行为意识长期被灭失自由的社会伦理牢固控制,无法发育个体的主体精神并进行人性结构的自我调节。乃至于,我们今天依然需要进行一次不可或缺的思想启蒙。

因为,二千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以“人性本善”为意识前提,以稳定宗法权力为根本要求的等级化社会伦理-一种无视人类基本需求的虛假文化之中浑然不觉,在偏见的昏迷中沉睡;当代人性危机召唤我们在深刻反省传统的背景下重新认识自己,并以此为出发点来重建精神家园;所以,深入探求和客观认识人类的本质或许比任何时期都更为紧迫。

唯其如此,才能在正确的人性观念指引下,通过古今中外的寻源比较,对当代人性的失序因果作出一个或许较为清晰准确的说明,并由此导引出具有针对性的拯救药方。

2、认识自己:世界思想史的核心

斯芬克斯之迷是古希腊神话中,人类认识自己最早的形象描述;它告诉人们,认识人类自身的真相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在那之后的二十一世纪之前,探求人类心灵奥秘成为世界思想史的基本主题;据此而创建先进文化以适应人类真实需求相对完美实现成为社会进化的核心动力。由此,中西方具有独特见必赢彩票网解的人性观念精彩纷呈:从孔子到苏格垃底,从耶稣到释迦牟尼,从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从康德到弗洛伊德,从马克思到萨特,从达尔文到威尔逊;这些先哲及其代表的思想学派,都对人的本质作出了深刻阐述。

但是,基于人类本身的“无规定性”而必然具有的无限时空,人性系统的包容面极广同时又是动态结构,既牵涉到生物科学,如人类基因组学的历史进展;又事关社会科学各门类的整合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对接合作,从而使“人性学”建构一个得以公认的理论体系十分困难。

所以,迄今为止,人性学的研究成果并未达到综合的完美;在学术史上,人性理论似乎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路线:一是遗传决定论,一种专注于人类生物本能的探求维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对此具有重大发现,及至某些现代生物学家将人性的本质简化为“基因复制”;二是社会或文化决定论,一种基本排斥生物本性而强调社会属性的学说,认为人性的本质由社会关系所决定或来自于后天的“文化创造”。

上述两种思想方向的一意孤行,展现出以下困境:源于生物基因指引人类行为的精神困境是,人性由生物本能所决定,而生物本能是一组难以彻底改变的化学分子,那么人性的本质便是无法升华的基因复制,从而人类的前景必然暗淡;源于后天文化指引人类行为的精神困境是,文化千变万化,迄今并没有找到恒定不变的演化规律,因而人性完全是一个没有定性的飘浮个体,任由变化莫测的社会环境和人造文化进行左右和控制。

3、自然与文化互动:人类文明进化的焦点

然而,伴随人类文明的进化,对人类行为规律的探求开始趋同:“自然-文化”即基因的天性和习性的互动规律,成为人们据以解析人性真相的关键环节。

哲学家的研究方法,大都局限于缺乏科学论证的现象描述和理性归纳,难免留下缺失完整结构和系统精确的遗憾;自从孟德尔(1822~1884)发现自然遗传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证明物种进化的基本结构并创立遗传学之后,社会生物学家以更为翔实的基因证据寻找生命的基本规律,为寻求人类本原开辟了一条崭新道路。

但是,虽然生物学的重大进展为遗传决定论者提供了许多新鲜证据,文化塑造人类形象的巨大价值依然具有丰富的经验事实;当代最前沿的生物学家承认,社会环境对自然基因的变异具有重大作用,并直接影响世界历史的进化。

因此,难以改变的“基因”与飘浮不定的“文化”之间的连结互动点,成为破解人类灵魂的关健环节。

1937年2月在柏林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动物行为学之父洛伦茨讲到行为模式是一连串心理反射时,遭到了霍尔斯特的连声反对;霍尔斯特已经证明,人的中枢神经能够自动产生刺激,即为“内源刺激”。在一般情况下,“内源刺激”与“外源刺激”共同叠加导致一个具体行为,一个微小的外界刺激就能诱发一个具体行为。

霍尔斯特几分钟的演说,就让洛伦茨断然放弃了源于巴甫洛夫的反射学说。50年后,这位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行为心理学家在颁奖现场曾动情地说,如果霍尔斯特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坐在这里。

所谓“外源刺激”,可以延伸扩展为文化对人类心灵的卷入作用。

这种“卷入”既延展人的本能也压抑人的欲望,并由此而“展现”出一系列丰富的意识和行为。弗洛伊德认为,没有对“本能”的“压抑”就没有“文明”,文明与本能的基本方向截然对立;马尔库塞修正了弗氏的观点,认为“文明”可与“本能”对接,不断解放人类的“爱欲”正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

可见,自然与文化的互动机制共同促进人类行为的进化,并构成人性系统的基本内容。牛津大学的生物学教授道金斯(1941~)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对人类遗传具有重要价值,他用“觅母”的概念来创意并定性 “文化基因”,试图解密人类精神的遗传规律。

对自然与文化共同进化人性的规律研究,也是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美国社会学家格特鲁德*杰埃格夫妇断言: “十九世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社会的遗传特征从生物的遗传特征中区别出来,这项任务是由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完成的。为了说明所谓‘超机体的’理论,社会学家用了总括性术语‘社会’,人类学家则用了总括性术语‘文化’。”(《文化与个人》,第4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

所以,为了探求自然与文化对人类行为的综合影响,十九世纪之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开始进行学科综合,力求将“现象分析”与“数据实证”进行相互结合,如 “社会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创始人库利(1864-1929)认为,生命是一个单独的整体,必须综合观察才能发现它的规律:“我们发现个人是与人类整体不可分割的,是其中的活生生的一分子。他把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通过社会和遗传的渠道从中吸取生命。他不能脱离人类整体;遗传因素和教育已经构成了他的生命。”(《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第22页,华夏出版社)

实际上,对生物遗传和文化遗传的不同作用进行严格挑拣和区分十分困难;如果进行了准确有效的区分就意味着已经找到了它们之间的互动规律。所以,这一重要任务至今并未完成。但是,当代人类学研究表明,基因—文化的交叉进化及其互动规律应是人性研究的主要难题和基本方向,自然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无疑是构筑“人性科学”的物质基础。

因此,揭示“文化基因”的运行特征,是对建构人类精神的社会体系进行文明判断的价值前提。

所谓“康德的理论体系”,本质上就是“基因-文化”互动的哲学假设,这种假设具有源远流长的探索历史: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相近之“性”和相远之“习”的深刻概括;柏拉图的“灵魂”三级层次;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高于情欲的学说,二千年来为人类真相的探寻开辟了“灵魂”与“肉体”双向并行的思想维度;康德对人类行为的复合指令过程曾进行过精彩的天才描述。

伴随生命科学的重大进展,以基因组医学为基础的人类学研究,使人性探讨更加接近生命本质。这种接近,将以生理结构对人的行为和社会认知的控制性作用为突破口,从而对人类行为的伦理指引研究发生巨大影响,使本能与社会的互动揭示更加客观和准确。

因此,根据当代最新科学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在“系统理论”指引下,对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价值的人性见解进行归纳,概括出既符合人类的经验事实,又与当代生命科学相一致的结论,即“连贯的全面的知识”,从而为研究人类本质提供新的探索方法。

如上所述,基因与文化的双向互动构成了人类进化历史;这一互动过程必然涌现出多极结构的功能系统。

因此,把人性当作一个完整系统进行分层研究,也许是探求人类行为的根本出路;从而为我们选择未来的道路并预设相对完美的核心价值观念提供建设性方案。

4、结构完整:探求人性失序的途径

本书力求完成的任务是,将人性作为一个有机系统进行结构分层,首次提出了一种功能化的人性组合方式,由此分析和概括基因-文化的互动规律,并力求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和人类以往的经验事实加以证明;同时,以人性结构组合原则为范式,寻找中国当代人性的失序原因。

在人性的复杂适应系统中,我们将自然、文化和理想作为其中不可分割的内容结构进行分层;即自然人性、文化人性和理想人性相对独立而又融为一体,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人性适应系统。

所谓自然人性,即以“自私的基因”为导向而形成人类的共同欲望和情感,其中至为关健的核心结构是人类的真实需求和基本权利;它既相对稳定而又以动态变化的形式存在,它的基本特征并非象人们以往认为的那样一成不变。所谓文化人性,则是“人创造的人”(霍布斯语),主要具有三大内容,即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手段、群居生活方式的道德体系和社会制度;其中至为关键的核心结构是建构社会秩序的价值伦理和确保制度兑现的法律规约。所谓理想人性,即是自然与文化相对平衡的完美结合,其中至为关键的核心结构是确立 “观念幸福”的宗教信仰,因为单一的个体人类永远难以实现世俗的生命幸福。

​如是,具备相对完整的人性结构组合,或许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真实保证,同时也是衡量某一社会形态文明化程度的根本标志;反之,一个人如果缺失实现先天需求的基本权利(自然人性)和以平等、法制为基础的善恶伦理(文化人性),以及支撑正义和博爱的精神信仰(理想人性)之中的关健环节,那么他或许就难以具备相对完整的人性,由此可能出现心理结构失序并扩大先天俱来的精神缺陷,从而难以获得潜能和情感的自由发展。

近代以来,知识界对民族劣根性的讨论,大都局限于现象罗列而鲜见深层解构,其原因正在于没有对照人性的应有风彩,从塑造人的人-传统文化之缺陷的角度进行过系统分析,进而难以在建构层面深入认识民族劣根性的源头。

​因此,如果以是否具有先后有序、相互融合的人性结构组合作为评判标准,据以考察不同文明社会状态下人性理想化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经验事实:世界其它主要文明谱系通过思考者漫长的接力竞走,历经否极泰来的无数磨难,其人性的设计方向或许相对完整-比如,被西方人自己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就曾一度灭杀人的先天情感,而使人们身处非人处境但却很快进行了自我调整; 而我国古代文化本应具有的正确方向却被独尊儒术强行阻断,其中不少与普适价值关合相应的精神元素无法发扬光大;权力筛选的社会伦理最终以维持权力的既定秩序和专制统治为唯一主旨,进而缩小、压制人类的真实本性,人们在“君子”理想的反制之下蜕变为无法发育的“小人”;人性结构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功能分裂,它的根本缺陷便是不以人的自然本性作为系统设计的伦理起点,遮蔽了人类的真实需求及其自由实现这些真实需求的基本权利-这正是我国传统文化迈入虚假道路的原始起点;对此如果没有清晰认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便会流于表面而缺乏现实意义。

人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寻源于制度,制度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寻源于文化。

​所以,中国当代人性的心理困境,既来自丟失传统,更来自被传统,人们既创造历史,又被历史控制;虽然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精神风貌似乎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仔细分析当代人性的失序原因,我们发现哪些与现代精神价值并不适应的传统烙印依然清晰深刻。在本书第二部分引证的许多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少封建遗毒至今依然残留在人们心中,挥之难却的“文化基因”所一脉相传的慢性精神疾病至今依然四处可见。​

​比如,独尊儒术阻断了殷商时期颇为盛行的“上帝崇拜”,中国历史上本来应该发育而最终并未发育产生独立强大的本土化宗教体系,而仅仅以社会伦理(儒教)为行为选择的神圣权威,致使理想人性缺失根本的结构支撑;其结果,在家族化的等级伦理和阶段化的政治信仰-伴随时代变迁而控制效果必然弱化之后,人们先天便缺失世代不变的基本精神信仰和价值理性;第二,不以人类真实需求为起点的人性设计,阻断人的基本权利和主体精神,个体的利己私欲成为难见天日的万恶之源,由此而产生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双重虚假人格,没有形成合理高贵的利己理性;第三,“天人合一”与 “天授王权”的阴阳对接, 演绎出上天注定的官民文化,致使御下的权术和媚上的奴性之专制基因至今难以改变;并在扼杀自由思想的桎梏中缺失对象化的独立系统思考,直接导致认知理性的先天缺位,至使我国科学技术与世界近代文明绝缘。

​中国传统人性的设计缺陷所制造的“残缺结构”,虽然系统稳定但却以压制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缺失完整结构所包容的开放张力,难以自觉垮越农耕经济和专制政治的历史局限,必须进行现代精神价值的转换重组;人们心灵深处的“被传统”和落后挨打后所被迫进行的“反传统”,“革命理想”的再次幻灭和市场经济的强大诱惑,至使人们在“新的”尚未建立的断层背景下重新回到 “旧的”之中,其精神心理因为价值断裂和结构失序而必然出现“分裂组合”,从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囚徒困境。

​因此,不加批判地“请回孔子”,认为拣回那些未经彻底化疗解毒的纲常伦理便可拯救人性危机,表明我们对自己的本性和世界文明进程的惊人无知,无异于又一次糊涂巅狂的张勋复辟。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对人性的 “开悟”并回归真实,才是拯救灵魂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

回顾历史,120年前我国近代思想先驱就曾期望培育 “新民” 以 振兴中华,“重组传统”和“另觅新途”成为他们孜孜以求的二大法宝;实际上,这两种途径实为一体-因为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世界不同文明体系的发展方向终将殊途同归。中国文化本身便存在许多 “普适价值”;我们完全可以在尊重人的真实需求和基本权利前提下,以现代精神文明为基础,建设以 “公民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特色文化形态,以适应当代人性结构的调整和完善。

作者认为,人性研究的基本原则是正确认识人类的进化规律,而它的现实意义则是服务于我国当代人性的解构和重构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因为,在中国近当代历史上并未彻底完成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和价值转换,人性观念至今因袭传统而充满偏见;缺失对人的正确认知,寻找精神家园实际上无源可寻,以人为本实际上无本可依;所谓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也就没有清晰坚定的精神坐标。所以,建立正确的人性观念,无疑是拯救中国当代人性的心理危机,重建新时期精神价值体系的一个重大社会课题。

由此,上述思想构架具有二个互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论题:一是人性组合论,即将人性系统分解为自然人性、文化人性和理想人性三大功能层级,并依次归纳三大层级结构之间的融合与冲突的互动规律,推导出“三位一体”的人性组合系统;二是中国人性的困境,即以人性组合原理来全面分析我国传统人性理论及其伦理设计缺陷,对我国当代人性的失序原因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解构;以厘清我国知识界在人性理论领域存在的一系列思想偏见。

以上二大论题相互关联,互为因果;人性的深层结构是理论基础,后一个论题是现象分析,既可看作相对独立的论题,又可在逻辑上作为前者的论据,反之亦然。

然而,如前所述,人性问题复杂庞大,以上二大论题不仅与人性的世界性难题直接关联,而且事涉中国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使命;面对如此庞然大物,每一个研究者都会深感知识的缺陷和思考力的不足。作者深切希望的仅仅是,为推进这一重大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思路,即本书所论证的人性组合结构及其中国当代人性的失序原因,如果能够与古今中外的既有研究成果相互印证,而且被人类文明进化的过往历史所证明,便可将混沌的直觉转变为理性认识,为人性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

(此文为《中国人性的困境》一书导语,有删节)